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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長夜》分成三輯，共收錄了五十七則政治受難者的故事，而這些來自不同背景和世代的受難者或其家屬，她╱他們的共同經驗，見證了臺灣曾經走過民主化前最黑暗的漫長時代；書中每篇文章的格式雖然不一，然而受訪者和作者如何克服遺忘、描述難忘的記憶，卻呈現了所有文章的共通性——與創傷記憶奮戰的歷程。

　　為了讓讀者可以更清晰地透過各種不同的角度來閱讀受難者們的生命故事，我們將內文分成受難者本人親自撰寫或接受口訪的「親歷」篇、透過受難者家屬所撰寫或接受口訪的「追憶」篇，以及透過第三者角度來撰寫受難者生命故事的「側寫」篇，並期許透過閱讀這些故事，讓未來世代從中省思過去歷史所造成的傷痕，進而珍惜與捍衛現今得來不易的人權成果。

　　輯二收錄的受難者前輩：
　　吳大祿／毛扶正／呂沙棠／閻啟明／蔡財源／劉佳欽／胡鑫麟／蔡炳紅／江漢津／楊德宗／顏大樹／李日富／邱興生／林維賢／曾維成／陳智雄／林永生／林達三

第一次看到陽光
 
文　吳大祿
 
小學：臺灣囡仔讀日本小學
 
我叫吳大祿，生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臺中縣烏日鄉人。日本時代，我爸在地方上經營米的生意，事業不錯，有一間很大的米絞（bí-ká，臺語：碾米廠）；加上他是米榖組合的組合長（當時臺灣米銷往日本），所以有一些聲望，經濟上也過得比較好。
 
不幸在戰爭中，我的家鄉整條街道被燒毀，其中也包含我爸的米絞。因此終戰之後，他的事業完全沒了，他也一蹶不振；另一方面，他跟其他人一樣，看到國民政府的黑暗和腐敗，覺得非常反感。他的個性是看見腐敗不平的事，就非常憤慨，以致連北京話都不想學：「那種阿山話，我才不要學！」因為事業沒落，加上不想跟地方上一些人一樣與國民政府勾結，我家的經濟就「趴」的一聲應聲落地。
 
在日本時代，我爸在地方還算有名，所以我唸的是明治小學校，是當時臺中兩所日本人小學校之一， 因而打好了日語的基礎，日後在生活和事業上有很大的幫助。戰爭結束後，一九四五年我考入初中。當時戰爭剛結束，我們還沒受中文教育，所以入學考試是以日文考的，進了中學才開始學中文。說實在的，我們的中文基礎並不太好。像現在ㄅㄆㄇㄈ我還不會，我的同學一般也差不多如此。我讀明治小學時，也有被日本同學欺負的經驗。當時日本人會罵臺灣人「清國奴」，但沒有人這樣罵過我。明治小學是一個完全日本人的學校，就算有臺灣人去讀，一個年級也不過兩個到四個人。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小學一、二年級的女老師，看不起臺灣人，所以罵我時，直接說：「你這個臺灣人！」以後幾個年級的男老師倒是都很好，我和同學的相處也很融洽。不過總會有一兩個同學例外。我那時住烏日，要坐火車通學，和我一起通車的兩個日本同學比較會欺負我。他們故意找我麻煩，例如把鞋子踢掉，丟在路上要我撿；我不理他，他們就追我打我。他們的名字我還記得：一個是琉球人，叫Shimabukuro（島袋），我會記得他的名字，是因為很多琉球人都是這個姓。另一個我不知道是哪裡人，只知道他父親在烏日的電力公司工作，叫做Minakawa（皆川）。